1948年12月的一个夜里，北平城墙外的寒风直往衣领里钻。警卫处值班员在一堆被国民党遗留的器材里，发现几箱被油布严严实实包裹的木箱。当手电筒光束划过箱侧的红色危险标识，他倒吸一口凉气——里面是整整三吨黄色炸药。更棘手的是，运单上写着“暂存天安门门洞，待命”。

第二天一早，傅作义部投诚留下的少校被带到香山。叶剑英面色凝重，直截了当地问：“这些炸药为什么非得塞进城门洞？”那少校摊手：“我们判断你们不会炮轰天安门，那里最保险。”一句轻描淡写，道破了北平守军最后的算计——拿古城当盾牌。毛主席得知此事后，只说了八个字：“立即排险，务求彻底。”于是，工兵拆除引信，用卡车连夜把炸药转移到西郊荒地引爆，城门洞里终于安静下来。

炸药排除的第三个月，1949年3月25日，中共中央机关正式进驻北平。当天午后，西苑机场举行入城阅兵，照明弹划破长空，坦克、炮兵、步兵方阵依次通过检阅线。群众高呼“毛主席万岁”的嗓音，连远处昆明湖的冰面都在微微颤动。那一刻，很多人觉得，西苑机场俨然成了革命新纪元的起点。

七月，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成立。场地遴选会上，林伯渠、彭真、聂荣臻等人分成两派：西苑机场派拿出数据——场地空旷，可直接就地实施阅兵；而支持天安门的代表则强调历史象征与城市中心辐射力。会议持续到深夜，墙上的煤油灯只剩昏黄豆火。周恩来翻看城市总平面图后提议：“天安门，不只是皇城正门，它背后是六百年文明符号，更是老百姓抬头就能看到的新中国门面。”随后，他把意见呈给毛主席。毛主席看完，点烟、沉思，才缓缓道：“就那里。人民城市，人民做主，从城楼上宣布，才算数。”

决定一下，难题一串。城楼墙皮剥落、屋顶蒿草丛生，广场上大坑积水，根本无法承载十万群众。周恩来要求“军民并肩，限期完工”。叶剑英调两个师，昼夜清理；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学生自发加入义务劳动；工匠们则在脚手架上修补琉璃瓦。有人用秤称过，短短两个月，搬走的建筑垃圾超过两万担。

施工期间，还得考虑“大场面”的视觉。彭真把布置任务交给在文艺界有经验的张致祥。张致祥带着图纸端详城楼几昼夜，最终锁定宫灯方案：八盏大红宫灯悬挂檐下，云头金穗收尾，既保留古韵，也契合节庆。与此同时，毛主席画像的绘制交给周令钊团队。他们把照片放大到六米，高度还原毛主席慈祥却坚定的神情。胡乔木起草两条横幅，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”“中央人民政府万岁”八个宋体大字，用的是最普通的红纸黄字，只为让每个识字的人都能一眼认出。

9月30日晚，周恩来独自巡查现场。宫灯通电，灯罩发出温润红光；广场平整如砥；礼炮口径全部校准。他拍了拍护栏，“可以了！”随后回到中南海，凌晨两点才合眼。

10月1日下午三点整，《东方红》旋律自城楼扬起。毛主席、周恩来、刘少奇等领导人走上平台，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。毛主席向麦克风前迈半步，声音穿透扩音器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！”话音落地，广场礼炮54门，齐射28响。汽笛声、锣鼓声、掌声，在长安街上空汇成滚滚声浪。紧接着，五星红旗升起，几百只和平鸽掠空而过，群众里有人激动得脱下帽子高举，不少人眼圈发红，却倔强地不擦泪。

朱德乘敞篷吉普检阅部队。受阅官兵全副武装，钢盔在阳光下反射银光。少校刘亚楼口令铿锵：“步兵方队，向左看——敬礼！”炮兵随即轰鸣试射，礼车震动，地面微颤，天安门那一抹朱红却纹丝未动，仿佛在向世人宣告一种全新的稳定。

典礼结束后，夜幕降临。宫灯与街灯连成灯海，城楼顶金黄色脊饰在光线中愈发耀眼。很多北平市民舍不得散去，站在广场边缘看红旗迎风，不停地说：“这下是真有国了。”

天安门的意义，并未止于此。1949年底，政协向社会公开征集国徽草案，一纸公告提出“既要有中国特征，又要体现人民政权”。张仃、梁思成、林徽因共同敲定：把天安门置于五星之下，外圈用谷穗与齿轮环绕——农业与工业并举，人民与历史同在。1950年9月20日，毛主席正式签署公布国徽方案，天安门从此走上每一枚护照、每一份公文，也走进亿万人心里。

如果当年炸药没有及时清除，如果场地没有被果断敲定，眼前这座城楼或许早已是另一副面貌。历史的岔路口往往转瞬即逝，而关键决定，往往就发生在一声“立刻执行”之间。今天站在长安街望去，宫灯仍旧悬挂，琉璃瓦依旧闪光，红墙依旧端正。所有这些，都在静静提醒后来人：决定正确，方能保存根脉；根脉健在，方能面向未来。

2